《光明日报》创刊整整五十年了，可以说我同它打了五十年的交道，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和牢固的友谊，这对于我的一生是有重要意义的。对于《光明日报》我有三重身份：读者、作者和编者。我同《光明日报》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当然是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我担任《光明日报》的《哲学》专刊主编的主要助手的几年。但这几年我的主要身份是编者，作为读者和作者，我这五十年的生活同《光明日报》无法分开。
《光明日报》五十年来在领导体制方面经过不少变化，但它把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主要读者，以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报导、发表、讨论的重点始终没有变，因此，一创刊我就成为它的忠实读者，后来成为它的长期订户，直到今天。
我充当它的一个作者，差不多也有五十年的历史。创刊后不久我曾为报纸写过一篇专文，可惜题目和内容我都忘记了。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论文《实践论》在一九五○年底重新发表后，《光明日报》一位编辑委托我组织北京大学的哲学教师撰写一篇注解。我自己也参加了写作。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，注解很快就完成了，注释发表时占了整整一版。关于《哲学》专刊的工作，我在《回顾〈哲学〉专刊的早期工作》（载《光明日报四十年》）中已介绍，这里不再赘述。后来我不再从事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工作，但作为读者和作者，我和它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，可以说年年交往不断，这是同大环境的改变分不开的。改革开放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真正贯彻，知识分子的作用得以真正发挥，我国学术事业也日益繁荣起来，知识分子同《光明日报》的联系当然也就越来越密切了。
我感到二十年来我同《光明日报》联系较多的有三个方面：一、作为一个读者，《光明日报》是我每天必读的读物，我从中获得了大量的信息，特别是关于我国学术事业的进步、创新、发展的信息，可以说，它是我的日常精神食粮的来源之一。二、二十年来我国学术会议之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，我参与和组织的会议有马哲史会议、人学会议等，我们都要邀请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或者作为发起单位，或者作为新闻单位参加，几乎年年都有，每次都得到了《光明日报》的热情支持。张义德、李景瑞、李瑞英、李亚彬以及其他同志都参加过我们的活动。三、《光明日报》理论版多次发表我的文章或访问记，使我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同读者见面，这给了我的研究工作以极大的支持和推动。在祝贺《光明日报》创刊五十周年之际，我要特别感谢它对我的支持。
作为国家级的大报，《光明日报》的内容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我认为它在整体上的一些特点也应进一步加以发扬。一是《光明日报》善于从一些貌似平常的不起眼的现象中发掘出重大问题，引起全社会关注，并连续报道其发展与逐步解决的过程，这种作法形成了《光明日报》的一个特点，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。这个特点无疑应加以大力发扬。一是报纸经常发表一些旗帜鲜明、言词犀利的文章对某些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解剖和鞭挞，打击邪风，伸张正气，如“各说各的”栏目，虽然是各说各的，然而是非分明，真伪自辨。一是开展一些学术问题的针锋相对的讨论，这也是《光明日报》的特点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传统。在报纸上进行学术讨论有其特别的优越之处，因为比起杂志来，报纸文章短小精悍，观点鲜明，观点交流及时。《光明日报》上有几次哲学问题讨论至今仍使人印象深刻，其中有些虽然由于受到政治的干扰而蜕变成了政治迫害，但其前期的学术讨论仍然留下了积极成果，影响深远。百家只是“争鸣”而不又鸣又争，学术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。人们常说，真理愈辩愈明，但是近年来在各种刊物上形成了一种风气，真正是各说各的，互不交锋，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讨论和商榷，更少围绕某一问题展开集中的针锋相对的争论，似乎争论就是“大批判”，就是违背百家争鸣的方针。《光明日报》近年来也很少发表争论文章了。我认为《光明日报》可以把这一传统的特点再度发扬起来。至于其他特点和优点我就不多说了。
经过风风雨雨五十年，《光明日报》已达“知天命”之年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，日益成熟了。作为它一个忠实读者，我祝愿它今后进一步发扬特色，越办越好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。
